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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大國的崛起落實教育優先發展戰略的重大措施
國務院決定自2008年秋季學期起，全面免除城市義務教育學雜費。該政策將惠及全國2.59萬所城市中小學的2821萬學生，是繼農村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改革后的又一重要民生工程，是推動義務教育均衡發展、促進教育公平的又一重大舉措。這標志著我國形成城鄉統籌的義務教育普惠制度，是我國教育史上的又一座里程碑。 新華社記者 王鵬 攝
發展教育是政府最重要的公共職責，保障政府教育投入是落實教育優先發展、實施科教興國戰略的根本措施。改革開放以來，百業待興，經費短缺成為中國面臨的嚴峻問題。中國財政制度經歷了從“吃飯財政”到“建設財政”，再到“公共財政”的戰略轉移。為落實教育優先發展的戰略地位、實施科教興國和人才強國戰略，增加教育經費投入，國家制定推行了一系列重大措施，黨和國家領導人表現出了高度的政治智慧。
（一）確立政府教育經費占GDP4%目標
中國是一個世界人口大國、教育大國，卻是一個經濟窮國。窮國辦教育的最大困難是教育經費問題。黨中央、國務院以及分管教育的領導與部門殫精竭慮，想方設法，在籌措教育經費的過程中創造了許多富有政治智慧的辦法。
依據我國憲法和教育法，教育屬于社會公益性事業的基本屬性，決定了教育是公共財政主要的支出領域，或者說教育財政是公共財政的重要內容。落實教育優先發展的戰略地位，就必須把增加財政性教育投入作為建設公共財政體制的重點，明確各級政府的財政支出責任，進而構建起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滿足公共教育需求的、穩定和可持續增長的教育投入體制。
建設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強國是中國政府和人民的美好愿景。早在1980年1月16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召開的干部會議上談到實現四個現代化必須具備的四個前提時就指出：“經濟發展和教育、科學、文化、衛生發展的比例失調，教科文衛的費用太少，不成比例，甚至第三世界的有些國家，在這方面都比我們重視得多。印度在教育方面花的錢就比我們多。像埃及這樣的國家，人口只有4000萬，按人口平均計算，他們在教育方面花的錢，也比我們多幾倍。總之，我們非要大力增加教科文衛的費用不可。”
1983年初，“兩會”之前，人大代表、新聞媒體和社會各界高度關注教育經費短缺問題。中央政治局要求研究政府教育經費應在國民生產總值中占多大比例的問題。于是，中央專門在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規劃研究項目中制定了一個“教育經費占國民生產總值合理比例研究”的重大課題，由北京大學厲以寧教授、北京師范大學王善邁教授等10多位資深教育經濟學專家組成的課題組，采取客觀、公正的態度，對教育經費問題進行研究。當時專家們選擇了39個對象國進行比較研究，其中包括15個社會主義國家。專家們按照統一口徑收集了有關國家1983年的大量數據，克服了許多技術性問題，耗費了大量時間，到1985年通過了專家組鑒定。研究得出的最后結論是：按照鄧小平提出的2000年中國人均GDP達到800到1000美元標準和當時的實際匯率計算，到2000年中國政府教育支出占GDP的比例應該是3.87%。這一研究報告被壓縮成1000字，分別報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以上的國家領導人。整個研究成果分別報送教育部、財政部和國家計委。
經過有關部門研究，中央政治局決定將“逐步提高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本世紀末達到4%”寫入了1993年的《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
世界各國的公共教育投資比例在1960年至1975年間增長最快，公共教育投資比例的世界平均水平從1960年的3.6%增長到1975年的5.5%，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從3.7%增長到6.0%，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從2.3%增長到3.5%。20世紀80年代以后，不同發展水平國家公共教育投資水平大體保持平衡。
教育，特別是教育中的基礎教育，作為一種準公共產品，它的外部性相對較大，投資回報周期相對較長，單純依賴個人的投入，不足以支撐國家通過教育手段提升全體國民素質的需求。在這樣的情況下，政府應該而且必須為公共教育支出提供必要的經費保障。這一點在公共財政理論上是無可爭議的，但回到現實生活中，由于國情國力等原因，事實上國家對公共教育的投入也有一個歷史的發展過程。
1986年，全國人大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規定：
“實施義務教育所需事業費和基本建設經費，由國務院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負責籌措，予以保障。國家用于義務教育的財政撥款的增長比例，應當高于財政經常性收入的增長比例，并使按在校學生人數平均的教育費用逐步增長。”《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規定了“三個增長”，即政府教育財政撥款的增長高于財政經常性收入的增長，并使按在校學生人數平均的教育費用逐步增長，以及保證教師工資和學生人均公用經費逐步增長。
曾經參與過“教育經費占國民生產總值合理比例研究”重大課題研究的王善邁教授，在談到政府對公共教育的投入占GDP的4%的重大政策出臺時回憶說：
1983年，當時的中央政治局下達了一個任務，要研究政府教育經費在國民生產總值中占多大比例比較合適；大力發展教育，教育經費短缺，政府教育投入應該是多少才算合理，所以才提出這樣一個課題。
當時我們專家組作過一個表態：教育部、財政部和國家計委提出的觀點我們都不采納，作為專家，我們希望給出研究的客觀結果。我們主要使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統計數據。當時中國的經濟水平相當于蘇聯1955年的水平和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美國的水平。這個經濟水平不好比，通過數學方法，能夠找到同一個水平的來予以衡量。最后我們通過調研得出的結論是：中國政府的教育支出應占GDP的3.87%。這個結論提交后，全國人大很重視，有關部委包括教育部、國家計委負責人都專門聽取了研究報告。
以上所說的中國政府教育支出占GDP的3.87%，后來經過上下反復的研究，許多部門共商，中央政治局決定，提出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到2000年末達到4%，并將這一決定最終寫入了1993年的《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這就是在中國教育史乃至在中國公共財政決策史上都非常著名而有爭議的教育經費占GDP的4%的由來。
作出“4%”的決策并不容易，實現“4%”的目標，就更不容易。
中國教育經費大體包括兩個部分：一是政府公共財政教育支出投入，二是居民個人及社會對教育的投資投入。一直到1992年中國的GDP不過區區2.6萬億多人民幣，以當時的匯率計算，不到2900億美元，和當時的世界500強企業中前10強一年的總營業額差不多。按當時的人均GDP來算，不到2100元人民幣，這些錢既要維持老百姓的吃飯問題，又要解決經濟建設問題和國防保障等問題，提出要從中切出4%，確實需要前瞻的戰略眼光和集體共識。
中國教育總經費不斷增長，其主要動力來自于家庭、居民個人和社會對教育的投入。從1992年到2005年政府公共教育投入占GDP的比例一直低于3%，2006年達到3.01%。從1992年到2004年的中國教育經費總體情況可以得出幾點印象。一是國家和社會對教育的總體投入從《綱要》明確宣布在20世紀末達到占GDP的4%的決定以后，絕對總量一直在增長。二是盡管到世紀末沒有實現4%的目標，但財政性教育經費的絕對值卻一直呈逐年遞增的趨勢，并在21世紀初有了新的飛躍。當然，也有一些人認為不管怎么說，《綱要》中所提出的4%的目標到20世紀末并沒有完全實現，這里面的原因究竟何在呢？
看待4%的目標到20世紀末并沒有實現這一問題，必須引入更為宏大的視野。
1994年實行分稅制以前，中央和地方一直采取的是“財政包干”的辦法，財政由中央一級級地包到縣，縣又包到鄉鎮，這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地方政府尤其是鄉鎮政府增收創收的積極性。當時，中央財政勢單力薄，僅能“保吃飯”，難以“保建設”，更難“保公共服務”。
中國于1994年進行了分稅制改革，中央財力明顯增強。1996年至2000年，國家對固定資產的投資年均增幅超過10%，這個時期中央財政主要是“保建設”，屬于“建設財政”。
2001年至2005年，國家對固定資產投資年均增幅達到20%以上，2005年固定資產投資達88773.6多億元，與前一年相比增長比例高達26%。在實行分稅制十多年的過程中，中國GDP總量從1995年的60793.7億元上升到2005年的183867.9億元，超額實現了翻一番。分稅制財政體制確立了財政收入穩定增長機制，1994年至2002年是我國歷史上財政收入增長最快、最穩定的時期。1993年我國財政收入為4349億元，2005年財政收入為31649.3億元，2005年財政收入是1993年財政收入的7.28倍。中國已經初步具備了建立公共財政制度的條件和能力。在這種情況下，國家才有可能真正考慮包括教育投入在內的“公共財政”服務問題。
人們經常說，社會和經濟的發展都不能超越必須經歷的歷史發展階段，對于《綱要》中所提出的4%的目標到20世紀末并沒有完全實現這個問題的思考，也不應該超越中國社會必須經歷的相應發展階段。
當然，這其中也確實不排除有些地方政府出于種種原因，而偏重發展經濟建設，對教育的投入低于財政收入的增長的可能。
據國家教委基礎教育司有關負責人回憶：
我記得1994年第二次教育工作會議，提出“兩基”的問題。當時我們財政收入只占國民生產總值的10.5%，現在我們已經占19%。財政收入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已經增加了一倍。2006年國家財政收入38000億元，中央財政多拿一點錢投入教育是可以的。李嵐清同志提出公共財政的概念，是很重要的。我們財政的重點是在哪里？在保證社會的民生，保證社會的穩定，要用于醫療、教育、社會保障、國防等。
我們早就規定了“三個增長”，其中包括財政預算內教育經費的增長要高于財政經常性收入增長等，中央的文件和義務教育法都寫了，但沒有達到。2005年11個省財政預算內教育經費增長低于財政經常性收入增長。2006年仍然有十幾個省，教育經費增長低于財政收入增長，政府沒按法律執行。
孟子說過，“挾泰山以超北海，是不能也非不為也。為長者折枝，是不為也非不能也”。4%的目標沒有達成，現在看來既有客觀條件限制的“不能”，也有主觀認識不到位的“不為”，對于后者，實在應該重溫一下鄧小平當年的教誨：“忽視教育的領導者，是缺乏遠見的、不成熟的領導者，就領導不了現代化建設。”
鑒于目前我國公共教育經費投入占GDP比例（2006年為3.01%）還低于發展中國家同期的平均水平，教育部部長周濟認為，保證《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規定的“三個增長”，是提高財政性教育經費占GDP比例的重要的和基本的手段。
如果各級財政決算都能夠依法實現“三個增長”，那么財政性教育經費占GDP比例就有望達到4%。
（二）實行中央財政每年增加“一個百分點”政策
為實現4%目標，中央決定中央本級財政帶頭每年增加一個百分點。“一個百分點”政策的制定與實施，給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1998年3月，時任教育部部長的陳至立在認真聽取了人大代表對于我國教育經費問題的意見后，認為經費投入目標實現不容樂觀。于是，她指示組織專門小組對我國教育經費問題進行研究。研究結果表明，我國教育投入大大低于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相比也處于較低水平。教育經費投入水平低的狀況是制約教育改革和發展的“瓶頸”
問題，實施科教興國戰略必須增加財政投入。研究小組提出了“一個百分點”的最早方案。教育部經請示當時主管教育的副總理李嵐清，同意中央帶頭增加投入的思路。陳至立要求在反映教育經費投入問題時需重點講明三點：一是當時教育經費投入低的狀況是制約教育改革發展的“瓶頸”問題；二是實施科教興國戰略必須增加財政投入；三是中央帶頭，從1998年起，中央本級財政支出中教育經費所占比例連續三年每年增加一個百分點。
1998年7月3日，朱镕基總理在人民大會堂為高校師生代表作形勢報告時宣布：從1998年起中央本級財政教育經費支出比例連續三年每年提高一個百分點。中央帶頭增加教育經費投入的行動，充分體現了國家實施科教興國戰略的決心和毅力。
朱镕基宣布連續三年每年提高一個百分點之后，教育部與財政部的主要領導多次會晤，討論“一個百分點”政策的落實問題，主要達成三點共識：一是財政部堅決貫徹中央精神，與教育部共同落實“一個百分點”的政策；二是保證增加教育經費，重點支持教育改革和發展中的重大問題和解決歷史遺留問題；三是責成有關部門，在國務院批準之后實施“一個百分點”的具體方案。
具體方案的制定工作由教育部負責，困難程度是以前沒有想到的。
“一個百分點”的基礎在哪兒，中央支持范圍在哪兒，三年財政支出如何計算等，這些問題都需要確定。1998年12月，教育部和財政部達成一致，共同上報國務院。其中明確中央財政教育經費連續三年每年增加“一個百分點”，每年按照上年中央財政支出“一個百分點”計算，三年實際增加132.82億元。關于中央本級教育增量安排使用原則，也明確重點支持《面向21世紀教育振興行動計劃》的實施，保證中央部委高校事業發展必需的支出，逐步解決高校遺留問題，同時明確三年增量經費使用具體方向和內容，經國務院總理辦公會審議后執行。
與此同時，“一個百分點”也寫入正式文件中，要地方逐步增加教育經費支出占地方財政支出的比例，根據各地情況每年增加一到兩個百分點。
“一個百分點”政策實際執行了五年。1998年至2002年的五年中，中央本級教育事業費因此增加489億元。中央要求各省、自治區、直轄市財政支出中教育經費所占比例每年也要提高1至2個百分點。“一個百分點”經費，支持了《面向21世紀教育振興行動計劃》的實施，為高等教育實現大眾化提供了支撐，支持了世界一流大學和高水平大學建設，對于我國教育改革和發展實現歷史性的跨越，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一個富有生機的中國教育跨入了21世紀。從“4%”到“一個百分點”，顯示了中央政府優先發展教育的決心、意志與智慧。
與此同時，中央對地方的轉移支付力度也在不斷加大。1994年中央對地方轉移支付經費為2386億元，到2002年中央對地方的轉移支付經費達到7362億元，2002年中央對地方的轉移支付經費為1994年的3.09倍。2005年全部轉移支付經費中西部占87%，東部占13%。其中，財政性轉移支付經費中西部占90%，專項轉移支付經費中西部占83%。
需要特別加以說明的是，新一屆中央政府高度重視教育發展和教育投入。2006年，《中共中央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提出：“保證財政性教育經費增長幅度明顯高于財政經常性收入增長幅度，逐步使財政性教育經費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達到4%。”
（三）面向21世紀的教育振興行動
黨的十五大提出了跨世紀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宏偉目標與任務，對落實科教興國戰略作出了全面部署。為了實現黨的十五大所確定的目標與任務，落實科教興國戰略，全面推進教育的改革和發展，提高全民族的素質和創新能力，1999年1月13日，國務院向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國務院各部委和各直屬機構發布了《國務院批轉教育部面向21世紀教育振興行動計劃的通知》，正式批轉了教育部《面向21世紀教育振興行動計劃》。2004年3月3日，國務院批轉了教育部制定的《2003-2007年教育振興行動計劃》。該計劃成為面向21世紀我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的施工藍圖，也是在政府層面形成空前共識，以集體智慧謀劃未來發展的教育振興行動計劃。
《面向21世紀教育振興行動計劃》是在貫徹落實《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及《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的基礎上提出的跨世紀教育改革和發展的施工藍圖。行動計劃的主要目標是：到2000年，全國基本普及九年義務教育，基本掃除青壯年文盲，大力推進素質教育；完善職業教育培訓和繼續教育制度，城鄉新增勞動力和在職人員能夠普遍接受各種層次和形式的教育與培訓；積極穩步發展高等教育，高等教育入學率達到11%左右；瞄準國家創新體系的目標，培養造就一批高水平的具有創新能力的人才；加強科學研究并使高校高新技術產業為培育經濟發展新的增長點作貢獻；深化改革，建立起教育新體制的基本框架，主動適應經濟社會發展。到2010年，在全面實現“兩基”
目標的基礎上，城市和經濟發達地區有步驟地普及高中階段教育，全國人口受教育年限達到發展中國家先進水平；高等教育規模有較大擴展，入學率接近15%，若干所高校和一批重點學科進入或接近世界一流水平；基本建立起終身學習體系，為國家知識創新體系以及現代化建設提供充足的人才支持和知識貢獻。
為實現上述目標，《面向21世紀教育振興行動計劃》提出的主要措施包括：實施“跨世紀素質教育工程”，提高國民素質；實施“跨世紀園丁工程”，大力提高教師隊伍素質；實施“高層次創造性人才工程”，加強高等學校科研工作，積極參與國家創新體系建設；繼續并加快進行“211工程”建設，大力提高高等學校的知識創新能力；創建若干所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一流大學和一批一流學科；實施“現代遠程教育工程”，形成開放式教育網絡，構建終身學習體系；實施“高校高新技術產業化工程”，帶動國家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為培育經濟新的增長點作貢獻；貫徹《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教育法》，積極穩步發展高等教育，加快高等教育改革步伐，提高教育質量和辦學效益；積極發展職業教育和成人教育，培養大批高素質勞動者和初、中級人才，尤其要加大教育為農業和農村工作服務的力度；深化辦學體制改革，調動各方面發展教育事業的積極性；依法保證教育經費的“三個增長”，切實增加教育的有效投入；高舉鄧小平理論的偉大旗幟，加強高等學校黨的建設和思想政治工作，把高等學校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陣地。
1997年，黨的十五大確定了21世紀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宏偉目標，對跨世紀教育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1998年，江澤民在北京大學百年校慶和兩院院士會議上號召全黨和全社會都要高度重視知識創新、人才開發對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重大作用，使科教興國真正成為全民族的廣泛共識和實際行動。國務院專門組成了國家科教領導小組，全面領導科技和教育工作。黨中央和國務院的這些重大決策，使教育工作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機遇，也賦予教育工作嶄新的任務。教育部黨組認真學習領會黨的十五大精神特別是關于科教興國的戰略部署，根據國家科教領導小組第一次會議的要求，成立了由部黨組主要負責同志牽頭的調研小組，研究和論證跨世紀教育事業為科教興國服務的總體思路和工作重點。為了落實黨中央和國務院的戰略決策，把教育工作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為21世紀落實科教興國戰略、全面振興我國教育事業作出新的貢獻，1998年4月，教育部開始著手《面向21世紀教育振興行動計劃》的制定工作。
據當時參與這項工作的教育部有關部門負責人回憶：
在《面向21世紀教育振興行動計劃》制定近半年多時間里，教育部先后召開了十多次專題座談會，進行了一系列調研活動，廣泛聽取了教育界、科技界、經濟界及社會各界近百名專家代表的意見，教育部有關司局、部分省市教育部門和有關教育科研單位提交了數十份專題調研報告和背景材料。調研小組在起草的過程中，以鄧小平教育理論和黨的十五大精神為指導，總結了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教育發展與改革的歷史成就和經驗，分析了20世紀90年代以來不同發展水平國家宏觀教育改革和發展的重大趨勢，為制定這一計劃提供了多方面的論證和參考。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李嵐清親自指導《面向21世紀教育振興行動計劃》的制定工作，多次批示并兩次直接聽取匯報，時任教育部部長的陳至立親自主持了《面向21世紀教育振興行動計劃》的制定工作，教育部黨組召開十余次不同范圍的會議，對草稿進行了專門討論。在數易其稿的基礎上，完成了草案和一系列附件。
1998年10月28日，這一計劃經國家科教領導小組第二次會議審議原則通過。會后，教育部根據朱镕基和李嵐清的指示、領導小組各成員的意見和建議，對該計劃進行了認真的修改。1998年12月初，教育部將該計劃報送國務院領導審閱，李嵐清作了重要批示。而后，教育部又將新的修改稿送國家科教領導小組各成員及有關部門審改，并召開部分省、自治區、直轄市教委主任和教育廳（局）長會議聽取意見。
12月下旬，教育部收到大部分的反饋意見，對該計劃作了進一步修改，形成向國務院上報的送審稿。
把教育振興融入國家振興的全局中，以《面向21世紀教育振興行動計劃》作為國家科教興國和人才強國戰略的抓手，辦好讓人民滿意的教育，是制定該計劃的根本立意。該計劃的制定本著“全面規劃、突出重點、抓住關鍵、重在落實”的原則，其實施的目的旨在提高21世紀的中國教育到一個新的水平，使教育更加主動地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真正擔當起科教興國的重任，培養同現代化要求相適應的數以億計高素質的勞動者和數以千萬計的專門人才，全面提高民族素質和創新能力。
2004年，國務院批轉了教育部制定的《2003-2007年教育振興行動計劃》。這一計劃是在前一期行動計劃成功實施的基礎上調研起草的。《面向21世紀教育振興行動計劃》（1998年至2002年）五年的實施促進了世紀之交中國教育的改革與發展。實踐證明，每五年制定一個行動計劃的做法非常符合我國教育工作的實際，系統規劃五年中的重要工作，重在具體行動和專項措施，可操作性強，同時也能體現新一屆政府實施科教興國和人才強國戰略的意圖，為教育多辦實事。
從宏觀背景的變化看，知識經濟已從上期行動計劃時的初見端倪發展到實實在在地出現在社會生活中，面對知識經濟的挑戰，美國、英國、日本、澳大利亞、新西蘭等不少發達國家都通過制定教育的中長期發展戰略，梳理著世紀之交的教育難點問題。在國內，堅持以人為本，樹立科學發展觀，關注農村教育，努力解決畢業生就業問題，成為新一屆政府關注的重點。正是基于上述環境的變化，黨的十六大之后，教育部黨組作出了“繼續采取行動計劃的模式，謀劃發展、規劃未來”的決定，得到了國務院領導的同意和教育系統、社會各界的大力支持。
2002年12月，教育部黨組全體成員參加的《2003-2007年教育振興行動計劃》領導小組成立。領導小組下設起草工作小組，分成綜合組和九個專題組，由教育部各司局和有關直屬單位參加的調研起草工作隨即開始。在這個教育實現新跨越的行動方略的起草過程中，始終貫穿著政府層面上的空前共識，充分反映了新一屆政府實施科教興國和人才強國戰略的堅定信心。這一計劃的調研起草工作始終受到國務院領導的關心和指導。時任國務委員的陳至立多次聽取教育部關于這一計劃的專題匯報，明確指出《2003-2007年教育振興行動計劃》是今后若干年全國教育工作總體性、指導性和操作性計劃，必須吸收各方面意見。
在為期一年多的調研起草工作中，各專題組先后召開研討會和座談會上百次，形成專題報告和方案70多個，共20多萬字。征求意見的范圍涉及教育部內外老同志，部屬高校與不同地區學校的校長、教師和專家學者代表等，使得文稿在集思廣益的基礎上得到不斷的修改和完善。從2003年2月擬訂的草案一稿到2004年2月的送審稿，其間僅經過部黨組會議或部領導正式審改的過渡文稿就有近50稿，字數也從最初的5萬字濃縮到最終的1.3萬字，新一屆政府、新組成的教育部黨組在積極促進教育決策科學化和民主化方面的不懈努力可見一斑。
2003年12月30日，國家科教領導小組第二次會議審議了教育部提交的《2003-2007年教育振興行動計劃（征求意見稿）》。會上，溫家寶和科教領導小組的所有與會成員都談了重要意見，并在原則同意的基礎上，要求再征求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民主黨派中央和人民團體等方面的意見，修改后報國務院批轉。會后，教育部根據國務院領導和科教領導小組各成員的意見，對該行動計劃又作了認真的修改。2004年年初，將新的修改稿送交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以及8個民主黨派中央、5個人民團體征求意見。截至2004年2月初，回復率近90%，絕大多數回函對這一計劃給予了高度肯定，認為這一計劃編制得比較科學、目標明確、條理清晰、內容全面、措施得力、可操作性強。同時，回函中也提出了數百條具體的修改意見和建議。對于各方面的重要意見和建議，教育部黨組經過仔細研究后，或適當加以吸收采納，或向征求意見單位進行必要的解釋和說明：有些比較具體的建議措施雖未列入正文，也在這一計劃的分解實施方案中有所體現；有些涉及中長期的宏觀政策，將在今年啟動的2020年中國教育發展綱要的調研過程中進一步策劃。
在《2003-2007年教育振興行動計劃》的調研起草過程中，陳至立主持召開了十多個部委出席的部際協調會議，結果對該計劃涉及的有關政策、措施及經費等問題進行統籌和協調時的進展比預期順利。
尤其在經費問題上，各相關部委能開綠燈就開綠燈，加大了支持力度。
根據國務院的要求，教育部與財政部、國家發改委協商確定，2003-2007年中央本級財政的新增教育經費，主要用于該計劃中的農村項目；建設高水平大學和重點學科所需經費，主要從中央本級財政教育經費的存量中予以保證，同時地方財政也要在專項配套、本地項目等方面繼續增加教育投入。
據當時參與這項工作的教育部有關部門負責人回憶：《2003-2007年教育振興行動計劃》早期調研起草中還針對近年來社會上圍繞教育產業化的問題討論得很熱烈。由于混淆了公共事業與公用事業的區別，混淆了股份制在公有制企業與社會公益事業中的區別，有些地方政府總想推卸在教育公平方面的財政責任，于是將公辦學校“一送了之”、“一賣了之”、“一股了之”。這種將經濟體制改革的一些提法機械地照搬到教育領域的做法，以及所謂教育產業化、學校公司化的觀點，與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方向背道而馳，在該計劃的起草中被否定。
中國教育在中國社會改革開放大潮中，30年風雨兼程，在曲折中前行，在艱難中奮進，與改革同命運，與時代齊步伐，與人民共呼吸，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也還存在著一些問題。回望歷史，人們驚奇地發現，中國教育的改革和發展無不與教育優先發展戰略、科教興國戰略、人才強國戰略、建設人力資源強國的國家戰略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
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繼承、豐富和發展了中華民族歷來重視教育的優良傳統，堅定不移地實施教育優先發展的國家戰略，在每一個重要的新的歷史關頭，實現了國家意志和國家戰略的重大選擇。這既是國家意志的體現，也是符合人民意愿的選擇。
（摘自教育部改革開放30年中國教育改革與發展課題組撰寫、教育科學出版社出版的《教育大國的崛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