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者來信
前些天,受人之托,幫朋友所在的廣告公司推薦一個人。之所以找我,是因為她希望能通過我過去的老師,從我們系推薦一個優秀畢業生。電話里,朋友提出的條件是,應屆研究生,男女不限。
我知道,類似這種熟人推薦的渠道,是企業節約招聘成本的重要方式。
老師很熱情,當即表示有一個女孩非常優秀,算得上是全能型人才。
很快,我的郵箱里收到了女孩發來的簡歷。說實話,這份簡歷非常漂亮,甚至稱得上“耀眼”:重點大學本碩連讀;學習成績本科全系第一,研究生前三;校級十佳畢業生,最高獎學金獲得者;市三好學生;是學校多個社團的核心人物,曾代表學校出國交流……
后來我和這個女孩短信、電話交流了幾次,最大的感受就是彬彬有禮、滴水不漏,言談間都是很標準化的措辭,得體,但讓人察覺不出一絲一毫的個性。
沒多久,我的這個感覺在朋友那里得到驗證。她對我說,雖然這個女孩是那種標準的“好學生”,但實在不是我們要找的類型。盡管挑不出具體硬傷,但作為一個需要創意的行業,我們從她身上看不到一點想法和態度。“太沒個性了,太社會化了。”
這件事情很快過去,但我一直在想,到底什么樣的學生才算得上是“好學生”?
上司說——
好學生為什么不一定是好員工
■新浪教育頻道外聯主管 唐曉蕓
在公司里,你經常會聽到這樣的嘆息:“這孩子看著挺不錯的,怎么就不出活兒呢?”明明是從名校招來的優秀畢業生,為什么到了工作崗位上,業績表現總是難以令人滿意?不僅如此,剛畢業的好學生有時還會冷不丁冒出這樣那樣的毛病,嚇得你一身冷汗。曾經有一個國內頂尖高校的畢業生,被直接領導批評后極度不滿,直接沖到公司CEO面前理論:“我的老師、父母、同學都說我很棒,你們憑什么說我不行?”
好學生進入公司之后,一定會成為好員工嗎?這個思路在人力資源領域早已經被否定了。好學生和好員工,這是兩個體系下的事情,二者之間沒有必然聯系。這就好比讓劉翔參加100米蛙泳比賽,他能不能拿金牌,誰也說不清。
首先,校園和職場的評判標準不同。校園評價一個人好壞的標準是態度,而公司要的是結果。在學生時代,只要你聽老師的話,按照老師教育的去做,你就能夠獲得各種榮譽,被評價為好學生。好學生即使某次考試失利了,但只要足夠努力,老師也會安慰你,耐心地指導你,直到你取得更高的分數。而公司里不一樣,領導要的是結果,要的是“出活兒”,也就是按時按質按量地完成任務。能完成的,就是好員工,完不成的,就是需要淘汰的員工。很多學生初入職場時,對這點很不適應。有些女生哭著鼻子說:“我已經很努力了,為什么還要批評我?”在公司里,“我努力了”這種解釋是沒有用的,只有“我完成了”才能體現你的價值。
其次,校園和職場需要的能力不同。簡單地說,學生時代靠的是智商,工作以后更看重情商。在校園里,考試要拿高分,文科生靠的是理解力、記憶力,理科生靠的是邏輯推理和演算能力,這些都屬于智商的范疇。而走進公司,要想成為職場達人,更多需要你的人際關系、協調溝通、團隊協作能力,而這些多屬于情商。這就是為什么我們經常發現,有些在學校里所謂的“邊緣學生”,到了公司里反而如魚得水,不僅工作業績出色,而且深獲周圍人的好評。這就是因為這些學生更懂得為人處世,能夠很快融入團隊中,在眾多前輩的支持下順利轉身,完成工作。而這一點,常常是最容易被“好學生”們詬病的:“他們那是在混社會,我們才是做學問。”沒錯,我們受了十幾年的學校教育,一直在學習如何做事,卻很少有課程教我們如何做人。而在現實生活中,與人相處的能力,尤其與眾多的人同時相處,協調平衡各方力量,共同完成任務的能力,是職場上最重要的能力,也是剛畢業的學生最缺乏的能力。這種能力的高低不僅決定了一個人是否能順利進入職場,而且還決定了他在公司里能走多遠,做到多高的位置。
第三,校園和職場的評價維度不同。校園里的維度很簡單:一條主線,分數越高越好;一條副線:社會活動越多越好。而公司里的評價維度則要豐富得多,不同工作崗位需要的能力可能完全相反。比如同樣是廣告公司,在策劃文案部門,領導希望你頭腦靈活,創意無限,鬼點子越多越好。而如果是在市場調查部門,則需要你認真仔細、嚴謹踏實,對數據高度敏感,一個細節也不放過。崗位職能的不同導致了對人才能力需求的不同。一個人做這份工作可能非常失敗,而換一份工作可能馬上就脫穎而出。公司招聘的最高目的不是要招到最優秀的人,而是最合適的人。
說了這么多,很多好學生可能要砸磚頭過來了:“成績好難道錯了?難道品學兼優到了職場里一點優勢都沒有嗎?”其實,大學畢業后,在工作這件事情上,所有學生都是站在同一起跑線上的。無論你之前在學校里表現如何,在新的環境里,都需要了解、適應這里的規則,重新塑造一個符合工作需要的自己,這樣才能在新崗位取得成功。而對于公司來說,精準定位招聘,加強新員工培訓,也許比單純從學業成績判斷一個人要有效得多。
老師說——
評價機制讓很多學生被迫犧牲個性
■北京建工學院心理咨詢中心 王偉
作為一名大學教師,除了一線的教學工作,我也做過班主任,帶過畢業班。在就業過程中,我確實發現那些平時被老師公認的好學生不一定能找到好工作,而那些不太聽話,頗有個性的孩子,反而比較受用人單位青睞,這也讓我不得不反思我們的培養目標和社會需求的匹配問題。
首先,學校老師所認可的好學生一般是比較聽話、成績優秀的,從小到大長期扮演學生干部的角色,與老師溝通較多。這樣的學生之所以受老師喜歡,一方面是因為聽話,老師安排的工作能及時去完成,另一方面是因為與老師溝通較多。在所謂“聽話”的過程中,彰顯個性就是不被鼓勵的,學生會認為只有壓抑自己的個性才能獲得老師的關注和喜歡,因此學生干部往往表現得比較成人化,雖然成績優秀,舉止成熟,但好像缺少個性,創造性不足。盡管每個教師都相信在尊重每個學生個性的基礎,制定個性化的培養目標是最好的,但現實生活中,老師的喜好或者某種功利性目的(例如管理方便)仍然會影響著培養目標。
其次,在高校中普遍采用的激勵機制是獎學金制度,獎學金本來是應該鼓勵學生積極向上的一種制度,但在具體操作過程中,評價需要量化。量化會給人一種公平的感覺,但量化指標中比重比較大的是學習成績和參與的社會工作,盡管也分很多個方面,但對那些有個性、有主見的學生來說,他們往往與獎學金無緣,因為他們所做的事情往往不在評價的范圍內;而很多學生為了能讓自己的努力得到證明,拿到獎學金,就會參與一些自己本不喜歡的活動;甚至還有的學生,為了拿到獎學金勾心斗角,不惜跟同學翻臉。這說明這種評價制度本身存在一定的問題,評價范圍比較狹窄,使得很多學生要犧牲自己的個性,去迎合這種評價機制。
第三,在我國的文化傳統中有“學而優則仕”的觀念,雖然現在行業種類繁多,但這種傳統觀念的影響仍然滲透在我們的教育理念中,很多家長始終認為孩子走仕途是最有前途的。學校中也有類似的觀念,認為那些有領導能力、管理才能、幫助老師上傳下達、成績好的學生才是有能力的,對學生其他方面的能力不夠看重。但是,能走仕途的孩子畢竟是有限的,所以這也可能造成我們培養出來的好學生,滿足不了行業的需求。
最后,雖然說大學是連接學生與社會的最后一站,但是學生的各種能力并不是從大學才開始培養的。上大學之前十幾年的家庭教育和學校教育中,就存在很多發展個性、潛能的關鍵時機。例如,2~3歲是一個人發展自主性的關鍵期,也就是說在這個時期,需要給孩子足夠的空間去探索,表達自己的興趣,去發展自己的個性。如果父母不夠尊重或者管得過于嚴格,孩子往往失去發展的機會。小學是孩子建立自信心的關鍵期,但上學之后,學校往往對孩子的評價很單一,學習好才是好,其他方面表現得再優秀,也算不上什么。因此,孩子為了讓自己有信心,也會盡可能地努力學習課程,對其他方面的興趣就會減少。到了初中、高中,中考、高考的指揮棒也使得孩子失去了很多發展自己個性的機會。
著名的教育家蘇霍姆林斯基曾經說過:“在每一個學生的心里根深蒂固地存在著一種渴望,那就是讓自己變得更優秀。”其實,每個學生心里也希望自己與眾不同,有自己獨特的一面,這樣孩子也會感覺到自己的存在更有價值。但是,要尊重每個孩子的個性,培養符合不同社會需求的人,除了學校的努力之外,家庭、社會都要負起相應的責任。
大學生說——
心高氣傲的三好生通常沒有好人緣
■大三學生 侯敏
從初中到大學都有一個怪現象,就是班里那些總拿獎狀的三好學生通常都沒有好人緣。他們給人的感覺不是心高氣傲就是不茍言笑。也許很多人會說這是差學生“吃不到葡萄說葡萄酸”,故意挑好學生的毛病,可仔細想想,這些所謂的好學生正是因為太注重學業,而忽略了生活上的積淀,這就使得他們在生活上遠不如在學業上那么如魚得水。上了大學以后,跟“好學生”相處的時間多了,更印證了這個道理。
由于身處語言類院校,有語言特長的同學尤其受到關注,我們班就有一個在人多的場合只講英語的小才女“英姐”。要說“英姐”受老師歡迎的程度絕不亞于語言類院校男生受女生歡迎的程度,課堂上只要有“英姐”在,老師就不必擔心會有拋出問題無人應答的尷尬場面出現。“英姐”總能與老師對答如流,就連老師的自言自語都會給予積極回應。下課后,“英姐”連上廁所的時間都不給老師留,總能醞釀出無數的問題與老師探討。當然,學校舉辦的各種英語競賽也必有“英姐”的身影——標準的發音,得體的形象,每次比賽,一等獎非“英姐”莫屬。憑借著優異的學習成績以及與老師的積極溝通,“英姐”拿獎學金拿到手軟。
可是,這樣一個在外人看來幾近完美的好學生,在宿舍里卻無人搭理,身邊也沒有朋友,還曾經“被揚言”要被趕出宿舍。
由于“英姐”經常出席重大場合,平時走在路上經常會有同學主動跟她打招呼,而她總是點頭致意,像個大領導一樣,而且,她很少主動打招呼,除非碰到老師。“英姐”很珍惜時間,如果誰浪費了她的時間,她會大大方方地把不快寫在臉上。有一次跟她一起吃飯,她吃飯吃得很快,吃完之后開始不停地看表,表現出很焦急的樣子,以行動催促我快點兒——從那以后我就沒再約她吃過飯。“英姐”喜歡表現得與別人很親近,但往往讓人覺得很造作。她在宿舍跟舍友聊天的時候,喜歡坐在別人的床頭,深情地注視著對方,讓人很不習慣;如果是上鋪,她甚至會穿著鞋踩著梯子坐上去。后來,上鋪的同學實在受不了,在梯子上寫了張英文的便條:“Don’t step on it with shoes”,意思就是不要穿鞋踩我的梯子。“英姐”不喜歡勞動,每到宿舍檢查衛生的時候她準保不在宿舍,舍友沒辦法,只能幫她收拾,而她回來之后還會埋怨別人動了自己的東西。宿舍里通常都是大家輪流做值日,輪到她值日的時候,她只會在垃圾箱被塞得溢出來的時候,在其他同學反復催促之下,才會不情愿地把垃圾倒掉。
從這些行為中不難看出“英姐”很少考慮到別人的感受,雖然她成績很好,獎狀、證書成堆,但這樣的“好學生”很難得到大家的認可,她的好成績對身邊的同學來說沒有什么意義,別人不會因為她成績好就處處遷就她。大學里,同學們在一起相處的時間多了,如果有人在為人處世方面太欠缺就很難交到朋友。
現在大家眼中的好學生通常是那種社會活動能力強,學習成績也不錯,生活豐富多彩、幽默風趣的學生,尤其被看好的是那種在某一方面特別擅長而且玩得風生水起的學生。我有一個好朋友是學校話劇社的成員,長得不算漂亮,個兒也不高,屬于那種很容易被遺失在人海的女孩,但一到臺上她就立刻像變了一個人,即便舞臺上的人再多,她也是最閃亮的一個。而下了臺,她就是一個普通的學生,每天上課、吃飯、自習,成績還不錯,了解她的人都知道,她絕不像看起來那么普通,她的內心有一種力量,常人無法企及,這將是她成功的資本。
招聘官說——
企業需求是檢驗“好學生”的重要標準
■前程無憂人力資源調研中心顧問 李樂天
從現實角度看,學校和老師對于“好學生”的定義,與如今企業或職場的用人觀念不僅存在著偏差,更準確一點講,雙方對“好學生”的理解完全沒有在一個體系內,因此在就業過程中,就會出現無法對接的現象。
企業對“好學生”的定義,不僅要看專業技能上是否能滿足企業的需求,還會從價值觀、性格、溝通能力、人際關系等諸多維度來進行多元化綜合評判,例如某學生在所應聘崗位上是否具備高發展潛力、性格是否適合崗位需求等等。而在學校方面,衡量“好學生”的標準依然是考試成績、獲獎狀況、是否遵守規章制度等學校制訂的各類考核標準。如果從企業多元化的用人標準進行評判,顯然,學校對所謂“好學生”的評價是不全面的,甚至也是不客觀的。
這種現象的出現很大程度上還是源自學校對企業或者職場的不了解,大多數老師沒有企業或者職場經歷,不了解企業的真實需求,即使有心在教學或就業過程中指導學生,往往也會無的放矢。從來信中老師推薦“好學生”的案例就能明顯看出這樣的問題——該學生可能確實非常優秀,但就其個人性格和經歷而言,明顯不適合廣告行業。
如果僅從就業或求職的維度看,或許可以說,企業的需求才是檢驗“好學生”的唯一標準。
企業作為一個以贏利為首要目標的組織,好學生首先應該符合崗位的任職資格——在相關的知識、技能、能力等方面符合崗位要求,能夠完成日常工作的需要,在崗位上體現出自我的價值;其次,還應該具有自我驅動能力、快速學習能力、積極進取的精神。
所謂的“邊緣分子”身上體現的某些特征,可能正是在學校或者老師的評價標準中不被認可的,但這些“負面”特征恰恰卻與企業的實際需求最為匹配,例如人際關系、與外界的溝通能力等偏向軟技能的能力,而這些能力在校園中是無法學習到的。通過用人單位給我們的反饋發現,“邊緣分子”的適應能力往往高于“好學生”。例如同樣是在工作中出錯,受到上司批評,“差生”的心理承受力要相對較好——因為在校期間常常被批評;而“好學生”往往因為日常表現好會受到學校和老師的重視,在學校時接受更多的是表揚,即使偶爾有點錯,鑒于平時的一貫優秀表現,學校和老師也只會委婉地提醒一下,而企業管理往往有別于學校和老師的和風細雨,“好學生”很容易在挫折面前產生負面情緒。